解密：国父孙中山的遗言为何又叫《总理遗嘱》？

2015年3月12日，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逝世90周年。孙中山临终前，留下了遗嘱，其中最重要的是《总理遗嘱》，又称《国父遗嘱》《国事遗嘱》。但由于过去对这方面记载比较含糊，造成不少误传。

1925年1月，孙中山决定成立政治委员会，指定于右任、汪精卫、李大钊、陈友仁和吴稚晖为委员，全权处理国民党的日常事务。

随着孙中山病情加重，不时进入昏迷状态，政治委员会开始为其准备后事。首先是起草孙中山的遗言，当时讨论热烈，因为孙中山已经不能亲自书写，只能口授由他人执笔。当时讨论这个遗言叫什么为好，有人说叫“遗诏”，有人反对，清朝帝制是在孙中山领导下推翻的，“遗诏”有帝王思想，有违孙中山的三民主义;有人主张用“遗训”，但多数人也认为不妥。正在争论时，国民党元老吴稚晖一语破的，他说：“我们是信仰三民主义，‘遗诏’‘遗训’都不妥，是皇帝语气，我认为以‘遗嘱’为好。”他的这个提议获得一致认可，遂定名《总理遗嘱》，并决定由吴稚晖起草。

吴稚晖整理起草的《总理遗嘱》全文：“余致力国民革命，凡四十年，其目的在求之自由平等。积四十年之经验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，必须唤起民众，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，共同奋斗。现在革命尚未成功，凡我同志，务必依照余所著《建国方略》《建国大纲》《三民主义》及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》，继续努力，以求贯彻。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，尤须于最短期间，促其实现。是所至嘱!”

这份《总理遗嘱》在国民党当政时，每当有重大活动和仪式时，均要诵读，成为国民党人的必修课。后来传播很广的“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需努力”的句子实际上并非来自遗嘱原文，而是来自国民党元老戴季陶所作的《国父纪念歌》中的歌词，是从遗嘱中提炼出来的。

遗 嘱中还有《家事遗嘱》和《致苏联遗书》。前者也是由吴稚晖起草，后者则由当时的苏联顾问鲍罗廷起草。2月14日，孙中山口授遗嘱时，在场的宋子文、孙科、孔祥熙、邵元冲、吴稚晖、戴恩赛、何香凝、邹鲁、戴季陶等人都作为证明人在遗嘱上签了字。孙中山本来也要签字的，但是，因为听见宋庆龄在邻室悲泣，不忍心让宋庆龄伤心，这天就没在遗嘱上签字。直到逝世前一日的3月11日凌晨1时，他自知在世不久，才在遗嘱上补签上自己的名字。

在《总理遗嘱》原件上，签字名单中，笔记者为汪精卫。汪精卫后来在不同的场合吹嘘，他是《总理遗嘱》起草者，就是孙中山的合法继承人，以提高自己的声望和地位，与蒋介石争夺正统地位。不少人也误认为是汪所起草。但实际上，汪精卫不过是略作润饰并誊写，送与孙中山过目并签字而已。

隋朝建立，有不少人是出了死力的，不说在众目睽睽之下提议杨坚登基的那几大先锋，在背后出力的人多了去了，王谊就是一个。王谊少年时即相当出名，弓马娴熟。宇文护时代就已经是极为正直的典型，想当年，周闵帝在位，有个大臣站在大殿有点不恭敬，王谊勃然大怒，冲上前去就要揍他，吓得那大臣伏地请罪。此后上朝，无人敢瞧皇帝不起。周武帝即位后，多次立有战功，武帝临终时对宣帝说：“王谊社稷臣，宜处以机密，不须远任也。”可见信任之重。

杨坚当大丞相时，王谊打得司马消难等叛军东逃西躲，至于巴蜀一带的叛乱，更是王谊率领众多将士前往平定，维护了北周稳定。虽然说杨坚代北周而立隋，但名义上还是禅让，并没有流血政变，所以对百姓而言，并不是什么坏事。为隋效力的官员很多，并不能要求王谊一人死节。王谊和杨坚的交情很铁，二人小时，就已经是好哥们了。等到杨坚称帝，对王谊更是“宠遇甚深”。几次亲自上门到王家讨酒喝，不仅如此，杨坚还把自己的女儿兰陵公主嫁过去变成了王谊的儿媳妇，之后马上封他为大司徒。

不只如此，王谊说的话，杨坚还常常听。隋朝新立，社会渐渐平定下来，人口渐渐增多，但是土地却集中在少数人手中，太常卿苏威建议削减功臣的份例，然后平均分配给百姓。这想法其实于民有利，但是怎么操作是个大问题，也容易伤功臣的心。王谊想到这些，就上奏说这些为官的人大多是开国功勋，才刚刚得到爵位封地，还没热乎就要收回，很不好，应该想办法扩充田地，而不是寒了朝臣的心，以致于以后无人立功。文帝听从。王谊是开国老臣，是文帝旧交，是大司徒，是郢国公，有功劳有威望。文帝即位之初，自然是无比倚重，但是随着皇权的巩固，王谊的地位就有些危险了。

渐渐地，隋文帝对他的恩宠也就淡了。兰陵公主嫁过去之后不多久，王谊的儿子就死了，一年后，王谊看着自己的儿媳还很年轻，就希望她不要再耽误青春，早点脱下丧服嫁人。心本是好心，但是当王谊把这事上奏给文帝时，却成了斗倒他的导火索。杨素知道这事后，马上弹劾，认为他完全不依礼法，公主已经下嫁，就已经是王家人，丈夫已逝，就当服丧三年，不让儿媳服丧，就是不重礼法，是为父不慈。让公主处于不义境地，又伤风败俗，是个不义不慈的罪人。并要求有关部门治罪。本来他也是个随性人，就想着儿子已经去世，服丧一年也差不多了，何苦让公主如此难受，本着这种心才上奏的，没想到被杨素这么一说，他还成了罪人了，回家不免就多唠叨了两句。

这下子牢骚又传到有关部门耳朵去了，认为他对君王产生怨怼，是为不忠。加上这个时候还有人告他谋反，说他名应图谶，有帝王之相，这下子又患了大逆不道之罪。几条罪下来，不处罚不行了，隋文帝亲自查问此事，结果主审官认为王谊牢骚话是有的，但是谋反则毫无迹象。隋文帝赐酒给他压惊。但是人倒霉了喝凉水都塞牙。上柱国元谐也感觉自己被文帝冷落了，两个同病相怜的人来往就多了起来，说的话也不好听，可巧就传到个胡僧那里，有关部门又开始弹劾王谊，大逆不道要谋反。初次只是个人，这次还牵涉到另一人，还有人证，隋文帝也只好对着这个老同学感慨了：“朕和你是同学，我也很同情你，但是国法如此，我能怎么办?”只好下诏“宜伏国刑”，王谊最终被赐死。王谊有没有谋反，明眼人都清楚，可是他还是不得不死。所谓的牢骚话，并不具有杀伤力，至于大逆不道的酒话，图谶，人证胡僧，就算整合起来也不能成为铁证，只是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，有什么能辩解的呢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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